中文路名無關民族大義

         随着繁体及口语化中文路牌的设立,在西马历史上,这大概是华人民间传承了一两百年的口语记忆第一次获得官方的正式认同,实为可贺。我们不知道这多语路牌能在乔治巿竖立多久,但我们珍惜,也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有争辩;因为是民主体制,所以可以争辩。

        
中文路牌之争,原是民间寻找自我定位的君子之争,通过媒体发表各自论点,是民主社会典范。岂料,在拜读了11月23日的《勿借古迹阻碍民族发展》这篇言论后,这场君子之辩竟沦为含个人攻击成份。纵观数篇在言论版针对相关课题的文章,有数点欲作说明:

        
首先,回应夏然在11月19日的《古迹语言规范,请向友族学习》篇。作者认为现代年轻人不懂繁体字,使用繁体字是自私的行为。此言太小觑现代年轻人,从教
育角度,除了简体字,也让年轻一辈认识多几个繁体字,这又何妨?难不成,我们要把祖坟上的碑文都换成简体字,后辈才会找到自己的祖坟?

        
借用史迹工作者杜忠全的说法,在古迹区使用繁体字完全没有挑战简体字政策的意图,而是古迹的议题。古迹区内的商业招牌超过90%是繁体字,难不成要把这些
商业招牌都换下来?繁体字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让年轻一辈多认识几个繁体字,那就是让他们多了一扇了解中华文化的窗口。

“律”和“冷”无关奴化思想

        
夏然与杨欣儒动辄使用民族大义来替自己的论点辩护,给另一方乱扣帽子。杨君在11月13日《从理性与习性原则看待路名译法》中写道:华语明明已经有“路”和“巷”而舍而不用,认为“律”和“冷”才有特色,根本就是殖民主义糟粕思想,也是不尊重自己语言的奴化思想。

夏君在11月19的评论中写道,作为有5000年文化的华人,却自甘任意作践自己的语言,我们不感到汗颜吗?读到这些文字,实为槟城古迹文化工作者叫屈,支持维持地方性特色的人都变成了民族罪人、殖民时代的奴才了吗?

       
槟榔屿是移民社会,各族交融形成独特的文化及语言,当然包括口语路名,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因为承认这段历史,因为这段历史记录了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的时间
深,及承载了我们共同的记忆,所以我们坚持。支持口语化路牌是地方意识的醒觉;地方意识的抬头表示我们从历史记忆和独特文化特色上认同这里是我们的家园,
已经根植的家园。

       
我们捍维我们也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而地方意识的抬头是很重要的自我肯定和定位。

       
语言从不是一滩死水,而是具有丰富的生命力。中学修华文的人都知道,琵琶、葡萄都是外来词,但后来就成为规范的中文词汇了。还有“菩萨”、”般若”等,也都是外来词,但这些外来词汇却丰富了中文词汇。

乔治市华人的历史特征

       
拿督、丹斯里都是外来词,难不成我们得找个规范的中文对应之?还有,槟城牛干冬的干冬( kandang ) 及吉宁街的吉宁 ( Kling
)其实也都是外来词,也当改之?如果不改,就表示我们是不尊重自己语言的民族罪人了吗?我们尊重的是在迁移到这片土地,并为这块土地具体付出贡献的祖先,
而不是硬搬一套“规范化”来抹杀了我们的特色。

       
从生活实际意义上来说,找个槟城人,问他最靠近的“巿场”在哪,大概听懂的并不多,但如果使用不规范的“万山”或”巴刹”,那当地人就可以很快地替你指引方向。这是古迹和尊重及承认华人在乔治巿历史特色的问题,无关民族大义。

       
随着繁体及口语化中文路牌的设立,在西马历史上,这大概是华人民间传承了一两百年的口语记忆第一次获得官方的正式认同,实为可贺。我们不知道这多语路牌能在乔治巿竖立多久,但我们珍惜,也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有争辩;因为是民主体制,所以可以争辩。

        
透过阅读这些争辩的文章,我从一个原本是华语路牌规范化支持者转为支持本土性口语化路牌,也见识了槟城,尤其是乔治巿华人对尊重自己独特文化的坚持,也更清楚了做为槟城华人的自我定位──尊重、接受和欣赏我们的独特性。

(2009年11月28日,星期六,南洋商報,言論版)

集體記憶獲認同――檳城中文路牌之爭

       檳城喬治巿中文街牌簡繁體字之爭剛剛落幕,又立即出現使用“規範華語”或“本土化口語”中文路牌之爭。之前中文路牌的簡繁體之爭,州政府在網上辦民意公
投,結果繁體字獲得82%的支持,《老檳城路誌銘》作者杜忠全指出,支持繁體字的一方,並沒有挑戰簡體字政策的意圖,而是喬治巿古蹟文化的議題。檳城古蹟
信託會財政林玉裳表示,將喬治巿中文路名“華語規範化”是“去本土性”,
會把喬治巿帶入文化遺產保護的死胡同。她指出,華語是在20世紀初才在中國全面推行,而喬治巿的中文街名是更早之前就已經存在,祖先們都是以方言命名。

      
讀到這些文章,讓我感到十分驚喜。原本,在某個程度上,我也是規範華語的支持者,不過,經過文史工作者用穿梭時光的歷史感眼光去解讀,我發現了我與這土地的親密關係。

       
檳榔嶼開闢人萊佛士在1794年寫下:“華人是我們居民中最有價值的,他們當中有男人、女人和小孩,約3000人。他們從事不同的行業,有木匠、坭水匠、金屬匠、商人、店員和墾植者……。”早在1794年之前,華人就在檳榔嶼上岸了,這裡就是家。

       
龍應台11月7日在星洲日報的演講,有一句話直透心扉,那就是:要滅掉一個種族、一個宗教,得先滅掉他的歷史和集體記憶。英國人來了,又走了;日本人來
了,又去了;然後,英國人再回來,接著是馬來亞宣告獨立了……。政權來來去去,街道上的街名路牌釘上了又被拆下,喬治巿,甚至是檳城居民,依然頑固地使用
自己的一套口語路名系統,保住了我們的集體紀憶,而不規範的華語正是表現了我們在這塊土地上的時間深度,無關殖民思想或是不尊重自己語言。當權者可以更改
路名,但無法改變人們的口語街名。沒有捨命抵抗,沒有大江大海,就只是靜靜地守著,我們的街名記憶,一代傳一代,那是祖先們的語言,那是我們與這土地關係
的傳承。

直到州政府在喬治巿老街頭掛上了中文街名,默守了一兩百年的記憶,終於獲得官方的承認!這怎不叫喬治巿居民、檳城人、馬來西亞華人,甚至是尊重多元文化和承認歷史事實的全體馬來西亞人民歡騰呢!檳城是檳城,“不規範”的華語,正是喬治巿的特色。

       
當檳城州政府宣佈在喬治巿放置繁體字的口語化街牌時,我找到了我與這塊土地的關係,找到了歷史角度切入點的實際意義。檳城何其幸運,因為我們有熱愛及認同
我們獨特歷史和文化的居民。在與檳城朋友笑談中,我們都承認,檳城州政府實不易為,因為檳城州人民對很多事情很有看法,會提供很多意見。很多政權都選擇以
“消音”模式來管理人民,但在中文路牌之爭的課題上,檳城州政府展現了聽取人民聲音的方式,讓雙方陣營都有向陳情的管道。藉著爭辯,更能厘清我們的定位。

       
這起事件,也讓我深思,華人在中華文化上只能扮演“接受者”的角色嗎?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永遠是文化的邊陲,加上整體在政治上的邊陲之感,那馬來西亞華人不管在政治或文化上,就只能永遠當個邊陲者?

       
隨著口語化繁體中文路牌即將設立在喬治巿街頭,我彷彿看到了我們主體性的光芒,閃閃爍爍;我們的集體記憶,獲得了官方的認可。

星洲日報/言路‧2009.11.18